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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在17世纪，不管是鸿儒还是白丁——都想当然地认为，人类历史跨越的时间长度与自然世界的历史相同。人们依据不同的性质将世界历史描绘为一连串独特的时期，这些时期被特别重大的事件所界定。所有的世界历史都被视为逐渐积累的神的自我揭示或者“天启”，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历史。无论是宗教文献还是世俗文献，在讲述人类历史时，自然世界中的事件只是出于偶然才成为重点。只有在两个故事中自然世界才成为讲述的重点，而这两个故事就是《圣经》中引人注目的《创世记》和挪亚洪水。
*文章节选自《深解地球》（[英]马丁•拉德威克 著 三联书店2020-10）。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对于世界、人类和时间的最终起源这一深刻问题，17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很随意地总结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时间：只是比我们人类的出现早五天而已。”在诸如伽利略（Galileo）和牛顿（Newton）这样的科学巨匠生活的时代，大部分西方世界的民众，无论是否信奉宗教，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几乎同地球一样古老。不光是地球，他们还认为整个宇宙甚至是时间本身也并不比人类历史更加古老。《圣经》第一卷《创世记》在开篇中简短叙述了在经过五天的准备活动后，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造出了亚当（“那人”），然后在安息日休息，世界上的第一周就这么结束了。倒不是说，专横严苛的教会强逼布朗和他同时代的人认同《创世记》，将它视作对最古老过去的可靠记叙，而且当时被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分裂的基督教世界，确实也没有一个单独的教派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能够强迫信徒接受这种观点。当时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从诞生之日起基本上就是人类世界，人类登上历史舞台前的序幕非常短暂，上帝在序幕中设置了人类生活所必需的“道具”：太阳和月亮、白天和黑夜、大地和海洋、植物和动物。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很明显的常识，他们认为没有人类存在的世界完全没有意义，前人类世界的时间很短暂，只是以人类为主角的戏剧开演的前奏，用来设置背景。所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创世记》记录了真实的世界的起源情况。他们认为《创世记》出自摩西之手，作为远古世界唯一的历史学家，他记录了世界的早期状况；而且那段历史的最初阶段没有任何人到场见证并记录，只能由上帝自己透露给摩西（或者是他之前的亚当）。最糟糕的是，当时的人们认为，自己身处的世界不存在任何事物能清楚地证明历史还有其他面貌。布朗和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不管是鸿儒还是白丁——都想当然地认为，人类历史跨越的时间长度与自然世界的历史相同。不过，他们并不认为人类历史很短暂，也不认为地球很年轻，相反地，他们认为二者都很古老，尤其是对于最多只能活到“70岁”的人类个体来说更是如此。按照当时的划分标准，“基督纪元”（Anno Domini，又译为“公元”）始于耶稣诞生的公元元年，即道成肉身这一极不寻常的关键事件的发生之年。从这个时间点算起，大概30年后，罗马帝国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下令处决了耶稣，从那时起一直到布朗生活的年代，人类社会总共走过了1600年。比照人类寿命的标准来看，这是跨度非常大的时段。在布朗的同时代人看来，古罗马和令他们高度尊重的拉丁文献当之无愧地属于“古代历史”的研究范畴。“基督出生之前的年份”（Years Before Christ，又译为“公元前”）跨越的时段更长，越过了古希腊和古希腊人创作的同样令人钦佩的文献，一直可以追溯到鲜为人知的年代。《圣经》中的内容被普遍视为有关那个年代的仅存的记录。当时的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上帝最初的创世活动距离道成肉身的时间长度为大概三倍于道成肉身距离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因此，从上帝创世到他们生活的年代就是地球全部的历史，其时间跨度之大在他们看来已然不可思议。看起来，五六千年就足够涵盖整个已知的人类历史，当然也包括人类活动的舞台——自然世界。世界历史的开端之久远甚至令古希腊和古罗马所处的“古代历史”时期相形见绌。17世纪，一位历史学家精确计算出上帝创世的那个星期始于公元前4004年的某个具体日期，这一日期理应受到人们的质疑，当时也确实遭到质疑。不过，人们并没有质疑这位历史学家致力于追求精确的行为，而且也不认为他计算出的时间不够久远。这个特殊的数字是由爱尔兰历史学家詹姆斯·厄谢尔（James Ussher）计算出的，他拥有一位对他仰慕不已同时又非常有权势的资助人——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Ⅰ，他担任苏格兰国王时被称为詹姆斯六世）。詹姆斯一世去世前不久，任命厄谢尔为爱尔兰阿尔马教区大主教兼爱尔兰新教教会首领（厄谢尔晚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格兰）。在现代社会，厄谢尔和他提出的公元前4004年被大肆嘲讽。但是，按照现代的观点来看，厄谢尔并不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是主流文化领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工作不应该被视为《1066年那些事儿》（1066 and All That）一书中所讲的那些笑话。在这本以恶搞口吻讲述历史的经典著作中，作者将英国历史中的国王和重大事项黑白分明地划分为好国王和坏国王、好事和坏事。在厄谢尔生活的时代，他提出的公元前4004年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地，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来看，这个日期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好事”。厄谢尔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上去与地球深史的现代科学理念相去甚远，以至于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可能的关联，是不可调和的、互相排斥的（在现代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无神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事情就是这样的）。其实，像厄谢尔那样的17世纪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同当今世界地球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是首尾相连的。也就是说，厄谢尔是理解现代地球深史观起源的上佳起点。此外，如果我们能够在厄谢尔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他的观点，就能明白他的观点同现代创世论者所谓“年轻地球”这一观点仅仅是表面上相似，实质上则对比鲜明。同厄谢尔不同，现代的创世论者处于孤立状态，地位岌岌可危。17世纪有一群遍布欧洲的学者，他们专注于被称为“编年史学”的历史研究，厄谢尔只是其中一员。他们致力于为世界历史构建出详尽和精确的时间表。他们尽力收集并整理一切文本记录，既有宗教方面的也有出自世俗人士之手的，其中包括非同寻常的自然事件，比如日食、月食，彗星和“新星”（超新星）等。其他年代学家对厄谢尔年表中的很多具体细节并不认同，甚至多有批评，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赞同他的总体目标，他的编纂工作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学者努力做了哪些尝试。在漫长而又高产的学术生涯末期，厄谢尔出版了《旧约年鉴》（Annales Veteris Testamenti，1650—1654）。这部作品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以确保其他地方的学者也能读懂，因为拉丁文是整个欧洲的文化人之间通用的国际语言，如同今天英语在世界上的地位。厄谢尔这部洋洋洒洒两大卷的作品被命名为“年鉴”，是因为书中逐年排列并总结了世界历史中已知的重大事件。他至少给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分配了他自认为正确的年份，并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描述。因此，他的这部书开篇就是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世界。书中讲述的内容追溯到公元前和公元的分界点以及耶稣生活的年代，一直到70年，罗马人完全摧毁了位于耶路撒冷的著名犹太教圣殿才告结束。从厄谢尔的基督教视角来看，这标志着将上帝与犹太民众明确相连的“旧约”的决定性结束。在追溯世界历史进程的道路上，厄谢尔的年表一直向前探寻到上帝与其新子民订立“新约”的最初年份，这些新子民从总体上来说是全球性的和多民族的，而上帝则由基督教会来代表。厄谢尔的世界历史著作代表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学术实践。编年史学作为历史“科学”（这里的“科学”是指它最本源的意思，除了在英语世界以外，这个意思在其他语言中依然在流通）名副其实。厄谢尔的著作基础扎实，他对能收集到的已知的所有古代文本记录都做了缜密分析。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比厄谢尔出生早四十多年的法国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尔（Joseph Scaliger）是最伟大也最博学的编年史学家，他在研究中还使用了诸如古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等多种相关语言的材料。但即使博学如斯卡利杰尔，对像中国或印度等更远地方的资料也知之甚少。此外，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当时也还没有被破解。尽管如此，编年史学家依然可以获得大量融合多种文化和多语言的证据。他们从形形色色的记录中选取重要的日期，在那些日期中发生了重要的政治变革，出现了值得纪念的天文事件，古代帝王登基掌权或结束统治也在上演。编年史学家跨越不同的古代文明，努力将这些日期和事件加以匹配，然后把这些标注日期的重大事件连接到一起形成环环相扣的链条。（编年史学并没有消亡。如今，现代编年史学研究成果在博物馆中得到展示，无论是来自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埃及的文物都会被贴上公元前某年的标签；所有此类日期都来自不同文明的历史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很显然，就像其他编年史学家一样，厄谢尔的大部分重要证据并非出自《圣经》，而是古代世俗人士的记录。在他的这部书中，距离耶稣诞生较近的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材料是最丰富的，随着他继续追溯到更加遥远的过去，相关材料急剧减少。记载地球最初历史的史料极其匮乏，基本上只限于《创世记》中关于人类历史最初几代人“谁生了谁”的少量记录。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厄谢尔的主要目标确实是编纂一部详尽的世界历史，而不是为了确立《创世记》的日期或者从总体上提升《圣经》的权威性。虽然在厄谢尔看来，《圣经》是最宝贵和最可靠的史料，但他也只是将《圣经》作为诸多史料中的一种。回过头看厄谢尔生活的世纪，会发现他和其他编年史学家努力编撰缜密精确的世界历史“年鉴”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达到他们中的大多数认定的一个重要目的。编年史学家希望通过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一连串有意义的周期，从而为他们眼中的世界历史的整体框架赋予精确性。传统的公元前和公元形式的日期标注系统代表了最重要的历史划分体系，不过，它只是众多此类划分体系中的一个。公元纪年从基督教的视角将旧的人类世界和全新的人类世界区分开，二者的分界线就是道成肉身这一独特事件。但是，和其他编年史学家一样，厄谢尔通过确定一连串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或“纪元”细分了耶稣诞生前的一千年的历史，他还进一步将“纪元”细分为一连串独特的“时代”“年代”或周期。厄谢尔在上帝创世和道成肉身这两个重大事件之间确定了五个重大的转折点，跨越了挪亚洪水一直到古代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这一时段。加上道成肉身以来的时期，世界历史可以被划分为连续的七个时代，这七个时代经常被人拿来与《创世记》中连续的七“天”相比较，这或许是对《创世记》的象征性模仿。可见，他们眼中的整个历史框架被深深地嵌入了基督教教义。由斯卡利杰尔设计的“儒略周期”。这提供了一种计算时间的中立维度，在其基础上，相互竞争的编年史学家们编制出了不同的年表并加以比较。在17世纪，人们依据不同的性质将世界历史描绘为一连串独特的时期，这些时期被特别重大的事件所界定。编年史学家在量化的时间尺度基础上试图给每个重大事件推定一个精确的日期。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世界历史都被视为逐渐积累的神的自我揭示或者“天启”，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历史。当时的人们一般认为，自然世界只是以人类为主角的戏剧得以上演的背景，这种为人类活动和神明显灵而存在的背景亘古不变。无论是宗教文献还是世俗文献，在讲述人类历史时，自然世界中的事件只是出于偶然才成为重点。这种情况在《圣经》故事中就出现过几次。例如，在《出埃及记》中，红海的水暂时一分为二，露出陆地，摩西才得以率众通过，获得自由。同样获得天佑的是，为了帮助激战中的约书亚，太阳“在天当中停住约有一天之久”（这话的意思存在很多争论）；还有，耶稣降生时，天空中出现了一颗新星，他死亡时，则出现了地震。只有在两个故事中自然世界才成为讲述的重点，而这两个故事就是《圣经》中引人注目的《创世记》和挪亚洪水。在17世纪，这两个故事分别成为各自领域中的历史评论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学者利用自然界中的物质研究《圣经》文本。第一种历史评论关注的是《创世记》的六“天”或六个阶段。《创世记》中的简短叙述通常被用作框架来评论宇宙、地球、植物和动物（它们联合组成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知的结构和功能。这些评论（被称为“hexahemeral”或“hexameral”，来自希腊语，意为“六天”）是在遵照《圣经》文本原始意思的基础上做出的。它们将自然世界主要地貌的起源当作真实时间中发生的一连串历史事件之一。人们认为，《创世记》描述了自然世界的起源，在这个历史事件中，上帝在人类戏剧开场前往舞台上放置了道具。对人类生活环境做出的任何此类评论，不只是一种自然史的描述（列出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清单或对自然进行系统性描述），还是对他们认为的真实的自然史（这里指的是历史的现代意义）起源的记叙。无论《创世记》的时间跨度曾经被认为多么短，这个故事确实认为自然世界有其自身的历史，并将其划分为一系列独特的时期（在《圣经》叙述中，是六“天”），直到人类开始出现而告终。尽管在时间尺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世界历史观与现代的地球深史观非常相似，二者都梳理了一连串的重大事件，研究了生命的新形态。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主张《创世记》先于后来的科学研究发现了历史事实，我只是说，17世纪解释世界历史的方式与现代的地球历史观在结构方面相近。《创世记》的叙述方式以此赋予了欧洲文化预适应性，有助于欧洲人以相似的历史研究方式更容易地思考地球和它的生命。
挪亚洪水，也被称为大洪水（《创世记》稍微靠后的篇幅对此进行了描述），更加明显地被看作真实的历史事件。在编年史学家的计算中，这一事件发生在人类出现以后的一千五百多年。这个事件的细节并不依赖于上帝的“神启”，这些细节出自摩西（被认为是《创世记》的作者）之手；一条连贯的记录线或记忆线贯穿始终，一直回溯到挪亚和他的家人登上方舟并亲眼见证了大洪水。因此，学者对大洪水的故事进行了详尽的细节分析，他们试图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们致力于重建被大洪水摧毁之前的人类世界，弄清楚挪亚一家人是如何在方舟中存活下来的，大洪水退去之后的世界又是如何恢复原貌的。他们还推测了大洪水暴发的原因，它是如何影响地球自身的，是如何影响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以及其他地貌、地物的。这一切的研究基础都是《圣经》文本，主要是因为《创世记》被认为是记载这一事件的唯一真实记录。（《圣经》文本以外的相似故事，比如希腊文献记载中的丢卡利翁经历的大洪水，一般被认为来源于早期《圣经》文本的二手加工之作，或者是对后来的地区性洪水的记录。）17世纪，在以这种方式分析和评论大洪水故事的众多历史学家中，德国天主教耶稣会学者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像厄谢尔被视为编年史学家的代表一样）。珂雪是一位博学之士，兴趣多样，出版了涉猎广泛的著作。像厄谢尔一样，他也用拉丁文写作，因此整个欧洲受过教育的读者都可以读懂他的作品。他的著作《地下世界》（Mundus Subterraneus，1668）包含大量的插图，当时的学者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该书得以创作的基础。珂雪将有形的地球描述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但他并不认为地球是任何历史的产物。例如，他一直在考虑像火山一样的可见地表特征是如何与其不可见的内部结构发生关联的（他曾经去意大利旅行，掌握了维苏威火山和埃特纳火山的一手资料）。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并非孤例，他同时代的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也在试图弄清楚人体可见的外部特征跟体内看不到的器官是如何关联的。珂雪描述了地球的构造和内在机能，但是在他的描述中，地球自被创造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有意义的重要转变，他也没有提到地球有其自身的历史。不过，大洪水是一个巨大的例外。在另外一个大部头作品《挪亚方舟》（Arca Noë，1675）中，珂雪从历史视角分析了大洪水，他使用了令人敬佩的多语言技能探索所有已知的古代《圣经》版本。他弄明白了多个难题：挪亚是如何建造方舟的，又是怎样把各种各样的动物装上船的；逐渐上升的洪水是如何将方舟漂起来的；随着洪水退去，又如何最终将它搁浅在亚拉腊山顶峰上的；人类世界在大洪水之后是如何再次恢复生机的。从《创世记》中给出的日期算起，珂雪重建并详细阐明了方舟可能的形态和尺寸。他试图弄清楚方舟如何能装下已知的每种动物，哪怕每种只装雌雄各一对。这给了他一个理由用种类繁多的现存动物的图片来装饰自己的文字。（这事实上给他的读者提供了一种“自然史”。）大洪水一直被认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暴发的，他也计算了需要多少水量才能使全球的海平面上升，并足以淹没掉已知的最高山脉的顶峰；他还推测了洪水是从哪里来的以及最终去了哪里。他认为只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这场大洪水是专门被创造出来又特地被消除的。从当下的观点来看，最有意义的是，珂雪像其他学者一样推测认为大洪水的暴发改变了陆地和海洋的分布以及形态。这场大洪水实质上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其意义不亚于它曾经改变了人类世界。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声称，地球实际上有一部与人类历史相似的真正的自然历史。不过，就像他的书名所暗示的，他的博学分析主要集中在挪亚和他的方舟，他对于大洪水本身对自然世界造成的影响的关注只是第二位的。总的来说，他的著作同厄谢尔那样博学的编年史学家的著作一样，都认为历史主要是关于人类的故事。不过，按照现代标准来看，人类历史相当短暂。
……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亚当之前就存在人类这一观念增强了古埃及、古中国和古巴比伦文献的影响力。它们都暗示，人类的全部历史可能比任何传统的编年史学家所承认的要久远得多，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甚至超过一万年，如果古巴比伦文献可信的话，那将是数万年。这对传统观念造成了冲击，引发了人们对上帝创世日期或《圣经》权威性的怀疑，更重要的是它似乎为激进得多的推测打开了大门。新观点认为像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长久以来在欧洲受到推崇）的如下看法可能是对的：宇宙，包括地球和人类，不仅极为古老，而且可能确实是永恒的，没有任何被创造的开始，也不会有最终的完结。这非常令人不安，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人类是被创造的，也就否定了人类在道德上要向超然的上帝负责，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对于自己的行为举止负有任何最终的责任。这似乎威胁到了道德和社会的根基。乍看起来，这种“永恒主义”可能预测了现代科学的观点，即地球和宇宙有数十亿年的历史，这与编年史学家认为地球只有数千年简短和有限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这种“永恒主义”跟现代人理解的“宇宙是永恒的”意义并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年轻地球”和永恒地球，这两种观念在17世纪虽然是非此即彼的，但是二者都不同于现代的观念。两种观念都认为，对宇宙来说，人类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是必不可少的。编年史学家构建出来的简短的、有限的地球（当然还有宇宙）历史，尽管包括一个非常短暂的前人类时期的场景，但除此以外，它从头至尾完全是一出以人类为主角的戏剧。永恒主义者也认为，地球（和宇宙）从来就没有过不存在人类的过去，未来也将不会没有人类存在。古埃及、古中国、古巴比伦那些极为古老的人类记录显示，人类历史远早于看似可信的上帝创世日期的范围。相信这些记录真实性的学者认为，这些地方的历史是全人类最古老的，而且碰巧有史料幸存。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定存在历史悠久的甚至是多种更早的人类文化，只不过它们的所有痕迹都已经湮没在时间的迷雾中了。因此，永恒主义所主张的无限古老的地球（和宇宙）不同于现代科学观点，后者认为地球（和宇宙）的历史极为漫长但并非无限。17世纪以及更晚的时期，永恒主义确实提供了一个激进的替代选项，毕竟当时文化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宇宙具有确定的有限性而且历史简短。永恒主义被广泛视为集颠覆性、社会性、政治性和宗教性于一身，因此，它在当时总体上处于非法的地下状态。非正统的倡导者并不敢公开宣扬这种理念，反而是正统评论家以它为靶子进行攻击才使它暴露在世人面前。有些人认为永恒主义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根本性威胁，他们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击，并坚决捍卫因机械理解《创世记》故事而产生的“年轻地球”观念，不过这种反击经历了一个过程，并不是很快就发生的。而永恒主义者则忙于宣传宗教怀疑论甚至是无神论。因此，二者之间肯定不是简单的启蒙理性同宗教教义的斗争。双方争论不休的议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性。像永恒主义者所暗示的那样，人类历史的期限是不明确的，甚至可能是无穷无尽的，这种观点在全球范围内很常见。世界上大部分现代化之前的社会在文化中都包含这样的设想：时间（或者说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历史）是重复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循环的，并不是像射出的箭一样一直向前，方向不可逆转，而且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设想的基础来自个体生命循环的普遍经验，人的一生经历了出生到成熟再到死亡，一代又一代地循环往复。在这种经验下，“时间也是循环的”看起来也成了常识。而且每年的四季交替更有力地强化了这种观点，在大部分前现代社会，四季是主导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总的来说，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孕育了相似的循环观念或者“稳态”观念，它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地球和宇宙。在这种背景下，世界有独一无二的起点和线性的、方向不可逆转的历史这种观点非常显眼地成为惊人的异端邪说。这种历史观首先出现在犹太教，后来扩展到基督教（再后来传到伊斯兰教）。亚伯拉罕诸教都将历史具有方向性的观点浓缩成一年一度的斋戒和节日（逾越节、复活节等）。这实际上是将宏大的宇宙观在普通人的生命长度这一很小的时间尺度内进行了浓缩，但是更大的时间尺度上的宇宙观依然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人类、地球和宇宙共同拥有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且像射出的箭一样，方向是不可逆转的。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赋予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一个基本结构，它同地球深史（和宇宙历史）的现代观念非常相似，都认为历史是有限的，而且具有方向性。具体来说，涉猎广泛的编年史学，同现代“地质年代学”极为相似：编年史学为人类历史精确地推定年代，并根据定性将其划分为一连串有意义的时代和时期；而“地质年代学”试图给地球深史确定类似的精度和结构，用同样的方式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时代和时期。二者仅有这一个相似之处，还是拥有更多相似之处是本书剩下的篇幅要探讨的问题。总之，当时，西方社会对宇宙、地球和人类生命的历史长度的传统认识，比起现代观点要短暂太多。但是，这种不同是无关紧要的：数量上的差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性质上的相似。像厄谢尔一样的编年史学家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几乎完全建立在文本证据的基础上（以前的日食、月食、彗星等天文学证据也来自文本记录），这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珂雪等学者对挪亚洪水所做的历史分析也主要是使用文本证据，对于自然证据的使用非常边缘化。但是在同时期，即17世纪，尽管没有看到任何明显扩展时间尺度的需求，其他学者依然将自然证据大量带入有关地球历史的辩论。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深解地球
[英]马丁•拉德威克 著 史先涛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10
ISBN: 9787108069269 定价: 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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